马寅初是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，他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，提出了计划生育的理论，并因此遭遇了巨大的批判和折磨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国家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，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。三十年过去，世事变迁，曾经那时人们抢着生孩子，甚至有偷偷摸摸的行为，而如今，三胎政策已经放开，可大部分人却对生育保持谨慎态度，甚至选择放弃。
一、站在道德制高点的矛盾
“站着说话不腰疼”这句俗话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许多人在道德高地上指指点点，却未必付诸实践。马寅初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，积极提倡计划生育，号召全社会减少人口增长，但与他所倡导的理念相矛盾，他自己却有两个妻子和八个孩子。那时有人不解，问他：“你要求别人少生孩子，自己却怎么做不到？”当时的社会观念认为“人多力量大”，许多人认为只要人口多，就意味着有足够的力量和资源支撑国家的发展。马寅初因此遭到严厉批判，甚至被拉出去批斗，他的办公室门口贴满了大字报，他也因此被强烈的社会压力所困扰。但马寅初心直口快，坚持自己对计划生育的坚定信念，甚至当时公开表示：“即使是死，我也要坚持自己的观点！”到了70年代末期，人口过度膨胀，国家的财政负担日益沉重，资源供给压力巨大，国家政策转变，开始着手限制人口增长，并在1982年将计划生育写入宪法。此后，各地计划生育的基层干部们全力以赴，采取各种手段执行这一政策。莫言的小说《蛙》便真实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故事，其中的姑姑角色就是一个计划生育的执行者，她的故事包含了许多关于人性、爱情与冲突的悲欢离合，小说因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。现实中的执行也是相当严苛的，许多村庄的小孩放学后举着小红旗喊：“计划生育好！计划生育好！”而村里的喇叭常常播放着这样的声音：“计划生育必须坚决执行！谁要是违反政策，后果自负！”那时，有些人为了规避政策，选择偷偷到亲戚家生孩子，有的人将差两岁的孩子上成双胞胎，只为了能顺利上户口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计划生育的执行逐渐变得松懈，相关部门也进行了合并，计划生育被纳入卫计委的管理范围，最终“计划生育”消失在了历史的舞台，而改成了“卫健委”。对于那些曾经在基层坚守一线的干部来说，忽然间失去了工作，成了无业游民。
展开剩余48%二、人口负增长的现状
到了2021年，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。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.67亿，占总人口的比例逐年上升，几乎每四个人就有一个老人，养老基金的压力也随之剧增。与此同时，近几年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现象，许多90后和00后选择不生孩子，他们中的一些人直言不讳地表示：“我都养活不了自己，怎么可能再有能力养育孩子？”国家出台了二胎政策后，尽管政策放开，依然未能有效地鼓励更多家庭生育，甚至三胎政策也相继放开。但面对疫情、失业率上升、收入不稳定等问题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推迟或放弃生育。人们对于生育的担忧与恐惧愈加强烈，许多人选择了丁克或不婚主义，生育的选择更加遥不可及。即使是曾经的“计划生育先锋”马寅初，恐怕也难以预见，在21世纪初期，竟然会有如此多的中国人不愿意生育，出现了“自动实行计划生育”的人群。
三、年轻人面临的经济压力
以我们邻居的例子为例，这对小夫妻生活在郑州，购买了总价170万的房子，父母帮忙出60万，他们自己贷了110万，房贷每个月需要支付5000多元。夫妻俩现在有一个孩子，由于没有父母帮忙照顾孩子，妻子选择辞去工作，在家专门照看孩子。仅是奶粉费用，每个月就要花费1000多元，再加上生活费和租房费，家庭支出每月几乎在3000元以上。丈夫的工资为10000元，但每月结余仅有2000元。而且，现在亲戚朋友结婚，彩礼钱也越来越贵，一般情况下都是500元起步。每个月下来，几乎没有什么储蓄。对他们来说，如果再生一个孩子，这个小家庭的经济负担将变得更为沉重。因此，他们提出了希望国家能够在住房贷款、现金补助方面提供支持，尤其是对于孩子的入托政策，如果能减轻妻子的负担，或许他们可以考虑生第二胎。然而，目前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补助，他们完全没有能力承担更多的生育费用，更别提三胎了。
四、政策建议
如今，生育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的重大议题。人们并非不愿生育，而是现实中的经济压力和生活成本让很多家庭感到无法承受。正如俄罗斯所做的那样，建议国家给予生育二胎和三胎的家庭一定的现金奖励和税收优惠，让人们敢于生育，能够负担得起更多孩子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的生育现状，促使年轻人重新考虑生育的问题，逐渐化解日益严重的老龄化困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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