朋友们问《荒野寻马》写了多久，我常常不知怎么回答。书中大部分内容关于旅行，起始于2022年9月，结束于2024年9月。但我并非在两年时间里持续游走，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几乎哪也没去，无数次怀疑是否有继续写的必要，也许“还没写完”只是幻觉。
《荒野寻马》是我的第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，旅行两年，写了两年。我没想过能够写完，在修改的最后一个月里仍有“要不算了吧”的想法时时冒出来。当我在2022年离开上海飞往海拉尔时，并不知道这段旅途会断断续续持续两年，更不知道自己最终能够完成一本书。
起初面对“为什么要去草原”“怎么做出这个决定”“你究竟要写什么”种种问题，我的大部分回答是“不知道”。说“不知道”也不尽准确。我有模糊的感觉，知道自己在找一个问题的答案，想知道在庞大失序和剧烈流变之中，是否存在什么确凿不移的东西。但这个问题真的成立吗，去哪里找，怎么找，找到了又如何能够指认，全不清楚。因此说“不知道”也对，说不清楚，便只能放弃说的努力。我无法指着空白画框侃侃而谈，说出我并不确证其存在的东西。直觉牵引着我去做的，是去路上，去捡拾拼图碎片，把画面拼制完整。也许到那时我就不必努力去说、去证明了。
展开剩余87%在夕阳下进食的小马（文中照片均为依蔓 摄）
我拿到的第一片拼图，指向一座北方草原的村庄，恩和。此后的所有旅行和写作，是一程又一程漂离确定性的路途，去英国，去西班牙，去蒙古。没有歇斯底里地找，更不是按图索骥，是提出问题，踏出熟悉安全的地界，走入陌生的人群和土地，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一起行动，用我的身体感知风、雨雪、烈日，踏过森林里杂草荆棘丛生的山坡，穿越塔头沉浮的荒原湿地。用我的眼看，我的耳听，我的鼻嗅，我的皮肤触碰。有时受伤流血，创口在大地的照料下愈合。
有很多时候，我会恍惚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置身此处。
比如前往西班牙萨布塞多的那段旅行。当我离开刚刚结束野马节剪鬃毛仪式的村庄，独自开着刚租来几天、还不很熟悉性能的车，在夜色暗淡的山路上往住处疾驰，愤怒、难过、困惑的复杂情绪在身体里发酵。终于回到旅馆，我锁好车，在黑灯的无人前厅给自己倒了一杯热水，把自助取食的果酱搅散在杯子里，全身发抖，手紧紧握着水杯，小口小口喝，让自己安静下来。
路灯灯光从宽阔的玻璃窗照进来，我在沙发上坐了很久，只想立刻离开那里。我不在意这趟旅行是否能够被写下，它是不是有意义。我不清楚有什么答案被找到了，不知道为什么要耗费时间和钱飞了十几个小时来到这里，来一座没什么人知道的村庄，非要来看这个与马有关的节日。这样我就不必目击人类将两百匹野马赶到石头围场，与它们赤身相搏，承受几乎超出承受限度的恐惧与困惑。眼前全是搏斗士们拧成一团的鼻眼，青筋暴起的胳膊，有人身上沾血，不知是人还是马的。
我得承认，这样的旅行是我自己非要做的，没有人逼我。旅途中遇到的一切困难，受到的一切冲击，都是“咎由自取”。这是我的路途。
萨布塞多的野马节
来到萨布塞多，因为我好奇为什么这里的人可以将一项与马有关的传统，延续数百年。他们的传统之中是否存在某些揭示“确凿之物”如何存在的秘义？我在恩和时意外查到和它有关的学术资料，冥冥之中觉得应该来看看。这不是依凭理性做出的决定。所有旅行都是如此，身体总是比我更早知道该去哪里，头脑滞后地寻找可行性与必要性。
我带着问题进入很多地方，也时时提醒自己不要被问题所困，不要被自己的局限、狭隘遮蔽视野，最大程度地敞开身体与头脑。然而全然敞开意味着主动削弱防线，允许自己失去控制，被不确定性吞没。失去控制，恰恰是我这个现代人最为恐惧的事之一。
西班牙的那趟旅行结束，我改签机票，比原计划提早一些回国。几乎每天吃完午饭，我都去家附近的一家独立书店写作。那是一间由一楼带院子的居民房改成的书店，每个房间摆不同主题类型的书，看得出老板偏好文学和社科，他最喜欢的加缪作品独占客厅沙发背后的单独书架。我总坐在正对着收银台小房间的绿色懒人沙发，电脑架在腿上，一坐下就开始敲字。累的时候去客厅新书架上翻书。
那个夏天的很多时候，我和老板都各自在位置上唉声叹气，我气恼有时写得不顺，他忙于处理不时冒头的麻烦事，比如空调管线突然坏了，师傅上门检查，更换零件要花500块，而那天书店的营业额才两位数。因为去得多，有时甚至遇到老板和一同开店的妹妹一齐唉声叹气，这店怕是要开不下去了，明明是天气这么好的周末，店里却一个人都没有，全不避讳我（只有我）这个客人在。于是我也哀呼，你们可千万要开下去，不然我就没地方去了。然后在离店前抓一本书买单，为这一日的营业额作出微薄贡献。
书店所在的位置很巧，就在我从小长大的同一条街道，藏在一个居民小区里，小区入口是我在上幼儿园、小学的九年间几乎每日经过的地方。自从上大学离开家，我已有十多年没有再长时间回到家乡居住，而在写《荒野寻马》的最后几个月，我长时间躲在童年熟悉的街巷内部，一点一点在文字里掘进。书店名字叫凿光，写作的过程，似乎也是这样。一点一点凿出光亮。
蒙古库苏古尔湖边，迷雾中的马群
旅行的最后一块拼图，是蒙古。那时我已经在书店写完了大部分内容，需要前往蒙古和俄罗斯边境，去探访和驯鹿住在森林里的查坦部落，完成最后一章。
这趟旅行原本被安排在2024年春节，机票、酒店全都预订完成，能够说蒙语和英文的当地向导也联系好了，我却在出行前一周突然高烧不退，被迫取消所有行程，依次退款，承担损失。然而似乎有神灵在安排所有的旅行，每一块拼图在适合的时间才会递到我手里，机缘如果还未成熟，事情就不会发生。直到七个月后，当写作展露出更完整的样貌，通往那里的通道才被顺畅打开，那次旅行顺利得连向导都一路惊叹。
我们幸运地赶上和最后一户查坦家庭一起，跋涉穿过荒野，迁往靠近边境的冬营地。那恰恰是我想了解的——他们如何与驯鹿一同在自然中迁移。向导告诉我，如果我在春节时真的来了，不可能经历这些，那时我们只会去拜访住在村子附近的查坦家庭。这样的行程也无法被精密规划，因为查坦家庭住在森林中，随时可能发生变化。他们是世界上离不确定性最近的一个族群。
在蒙古，和驯鹿一起穿越森林
在路途中，我许多次感慨宇宙安排的精妙，这趟旅途确确实实应当是最后一程，它不该发生在更早之前的任何时候。如果我没有在恩和度过四个月，不知道牧民与马如何在草原上生活，不知道马是一种怎样的动物，该如何与它合作而行，不清楚自然遵循怎样的与城市所不同的逻辑；如果我不了解一个民族如何继承他们世世代代延续的信仰，不清楚怎样理解一个陌生地方和族群的复杂性……我无法在蒙古荒原上识别出最后关于“确凿之物”的线索。
从蒙古回来，我用一个月的时间把书稿写完，又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做最后修改。重新检视过去两年收集的拼图碎片，尝试把它们组合在一起，才发现原来我在出发时想要寻找的答案，竟然是这样的样貌。每一段旅行，都仿佛在为我推开新的地图，新的画面、感受与理解出现，都是我从未料想和预测到的。
变化仍是旅途的恒定存在，挑战耐心和信心，挑战舒适的边界。但变化也是旅途让人着迷之处，所有意料之外的冲击都是尖锐提醒——如果你只熟悉一种生活逻辑、一种文化、一种人类与土地的关系、一种生存境遇，是多么狭隘。它们叩问，我是否能够尽可能摒除偏见，尝试真正理解不同的传统、价值、信仰，与己迥异的选择，它们沿循怎样的脉络至此。让我感动的，让我不解的，都是同等重要的部分。
如果我事先知道答案的大致样貌，旅行只是为了求证、填空、补足一个预先看得到形态的框架——那就太没意思了。一切可控，意味着一切将变得封闭，不再流动，没有足够多的新的可能性，没有生命的力量。不被预测和控制之物，蕴藏巨大的美。写作与旅行同时生长，与我对自己、对世界的理解同步生长。
虽然这个生长的过程，需要穿越许许多多怀疑、困顿、恐惧、迷茫。很多情境我只能一个人应对。在凌晨三点空无一人的乌兰巴托街头，等待只能通过翻译软件交流的蒙古司机，他开来一辆牌照与预订信息不符的车；在西班牙村庄山上，无法听懂加利西亚语，不明白人群在做什么，也没办法一个人下山，只能又渴又饿脱力地等；被公路旅馆的老板拒绝退回说好可以返还的几百欧元，他甩下一句你要走就走，便不再应答任何沟通；与素未谋面的牧民们进山，荒野中没有手机信号，我与大部分人语言不通。在路上时我刻意收起女性特质，行走、坐卧、说话，都表现得无性别，甚至粗粝，同时高度敏感，提防可能出现的危险与问题。好在总是幸运，那些怀疑、困顿、恐惧、迷茫，总是能够被穿越，前路明朗。
这是一段抱着“随时放弃”的决心走完的旅途。它没有大纲，没有严密计划，没有预期，没有“非此不可”。最终能够完成，还要感谢自己的“随时准备放弃”。“放弃”得多了，随之而来的总是“要不再往前一点试试看呢”。不行也没关系的，最重要的不是写作，而是我的感受——就走到这里也可以的，就停在这也没问题，如果你觉得不舒服的话。我在旅途中不断练习这样安抚自己，支持自己。
在蒙古，马夫家半岁的小狗Bürged（鹰）和我们一起穿越了荒原
记得2023年春天我再次回到恩和，离开时照旧需要从恩和坐车到海拉尔乘飞机。起飞时是傍晚，我在空中看见平坦草原上河道蜿蜒，像弯弯绕绕的传统蒙文文字，很美。原来语言符号系统确实是从大地上长出来的。在城市生活久了，思维方式、身体感知经验的模式，都变得十分贫瘠。自然不是提供抚慰的地方，而是提醒我们世界和我们自身原本如此复杂多变的存在，流动变化才是永恒不变的东西。
而在旅途的终点，我似乎发现，真正的确凿之物不存在于任何其他外部，它一直伏在我的身体内部。最初的提问，为我拓开比“一个完美答案”广袤得多的世界。寻的动作与过程本身，远比寻获之物重要。
本文为作者新作《荒野寻马》创作谈，即将由后浪·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推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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